道德的谱系-1善与恶,好与坏-11

高贵者的情况与此正好相反，他预先自发地从自身出发构想出“好”这一基本概念，然后才由此引申出一个关于“坏”的想象！这个起源于高贵的“坏”和那种来自于专门炮制无限仇恨的大锅的“恶”：前者只是一种模仿，是附带产生的东西，是一种补充色调，而后者却与此相反，它是本源，是起点，是奴隶道德构想中真正的行动——“坏”与“恶”这两个表面上都是同一个概念“好”的反义词，但它们是多么不同啊！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同一个“好”的概念：人们更多地需要扪心自问，谁才是“邪恶”的，这里说的是怨恨道德意义上的“恶”。
最严格的回答是：就是另外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那些“好人”，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统治者，只不过他们被怨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外形。我们在这里至少要否认一点：谁把那些“好人”只看作敌人，谁也就只会结识邪恶的敌人。同样是这些人：他们一方面受到风俗、信仰、习惯、感激情绪的限制，同时也更多地受到彼此之间的互相监视与嫉妒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在相互关系方面又表现出极大的相互体谅、自我克制、体贴、忠诚、自豪和友情，——而一旦他们来到外面的世界，开始接触陌生的事物与陌生的环境时，他们不比脱笼的野兽好多少。他们在那里享受摆脱了一切社会禁锢的自由，在野蛮状态中缓解自己因长期生活在和睦团体的封闭与禁锢中而形成的紧张心理，他们恢复了野兽的无辜心态，变成了幸灾乐祸的怪物，在犯下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凶杀、纵火、强奸、暴力之后，他们或许还会得意洋洋、心安理得地扬长而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大学生式的恶作剧而已，甚至还相信，在很长时间之内，诗人们也会因为他们的作为而又有了值得吟唱和赞颂的素材。所有这些高贵的种族，他们的本性全都无异于野兽，无异于非凡的、贪婪地渴求战利品与胜利的金发野兽。这一隐藏的本性需要时不时地发泄出来，野兽必须挣脱束缚，必须重归荒野：——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贵族，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完全一样。高贵的种族在所有他们去过的地方都留下了“野蛮人”的概念；而从他们最高等的文化中还显露出他们对此具有明确的意识，甚至是自豪（譬如，伯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在各地都以好的和坏的方式建立起了不朽的丰碑”）。高贵种族的“冒险精神”表现得疯狂、荒谬、突然，他们的行动甚至不可捉摸、令人难以置信——伯利克勒斯尤其赞扬雅典人的[x]——他们对安全、肉体、生命和舒适表现得淡然和轻蔑，对一切破坏行为、对胜利和残忍带来的所有快感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喜好——所有这一切都使其受害人将他们勾画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类似于“哥特人”加“汪达尔人”。德国人上台伊始就引起了别人深刻且冷酷的猜忌，现在又重新出现了——几百年来，欧洲人都怀着恐惧旁观着金发的日耳曼野兽的大肆破坏，这恐惧一直未曾消散，而他们的猜忌一直都还是这恐惧的余声与回响。（尽管在古老的日耳曼人和我们德国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更遑论他们之间血缘上的联系了。）
我之前曾指出过赫西俄德的窘境，他思考了文化时代的序列问题，并试图将这些时代冠以黄金、白银、黑铁等名称：荷马笔下的世界带给他很大的矛盾，一方面是光辉灿烂，另一方面却是阴森恐怖、暴行肆虐，而他解决这矛盾的手段无非是把同一个时代一分为二，而后按照先后次序加以排列——是攻打特洛伊和忒拜的英雄与半神的时代，它埋藏在贵族们的记忆之中，他们的祖先就生活在那个时代；然后就是黑铁时代，同样的世界对于那些被践踏者、被掠夺者、被虐待者、被奴役者和被贩卖者的后代而言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是一个黑铁时代，如前所述，艰难、冷酷、残忍、感情与良知泯灭，一切都被摧毁且沾满血污。
假设现在那些始终被当作“真理”而被相信的东西果如其然，假设所有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化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一种家畜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把所有这些反应本能和怨恨本能看作文明真正的工具，正是在它们的帮助下，贵族及其理念才最终遭受耻辱并被征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工具的拥有者同时也体现了文明本身。更确切地说，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不！相反的事实如今已经显而易见！这些具有压迫和报复本能的人，这些欧洲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尤其是所有在雅利安人之前的居民的后代——他们都体现了人类的倒退！这种“文明的工具”是人类的耻辱，更是针对“文明”的一种怀疑和反驳！如果人们惧怕所有高贵种族内心深处的金发野兽，并且加以防备，那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如果人们同时也能看到，不惧怕则意味着再也无法避免看到一片失败者、卑躬屈膝者、萎靡颓废者、中毒者那令人恶心的景象的话，那么，谁不愿意千方百计地选择惧怕呢？难道这不正是我们的厄运吗？今天，是什么造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因为我们以人为患，而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不是恐惧让我们反感；而是因为：我们在人那里丝毫没有可以感到惧怕的东西；蛆虫一样的“人”获得了显著的地位，并且蜂拥而来；“温驯的人”、不可救药的中庸者和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们已经学会了把自己当成目的和首脑，当作历史的意义，当作“上等人”；—— 他们这种感觉也有一定的道理，只要他们感到自己与那一大群失败者、病人、疲倦者、苟活者（现在的欧洲已经开始散发他们的臭气）存在着差别，所以他们感觉自己至少还是比较可取的，至少是具有生活能力的，至少是肯定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