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从未寻找过自己
我们并无自知之明。我们是认识者，但我们并不认识自己。原因很明显：我们从未寻找过自己，——因此又怎么可能发生我们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的事呢？有人曾言：“须知你的珍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此言甚是，我们的财宝就在我们认识的蜂巢那里。我们天生就是精神世界里的蜜蜂，振翅撷蜜，营营嗡嗡，忙忙碌碌，我们的心里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一定要带东西“回家”。
至于生命，即所谓的“体验”（Erlebnisse），我们当中曾有谁于此认真对待？抑或曾有谁于此耗费光阴？我担心，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从来都是心不在焉：我们的心没有放在那里，甚至我们的耳朵也不在那里！我们更像是一个心不在焉的教徒，完全陷入自我的沉思当中，教堂正午的十二下响亮钟声传至耳际，突然将他惊醒，他自问道：“究竟是什么在敲响？”而我们有时也会在某事之后摸摸自己的耳朵，非常惊慌而且非常尴尬地问道：“我们究竟体验到什么？”甚至还会问：“我们究竟是谁？”在此之后，我们会开始重新点数我们的体验中，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存在中出现的全部的所谓的“十二下令人战栗的敲击”——很遗憾，我们数错了……我们注定对自己感到陌生，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必定要把自己看错。
有一个句子对于我们是永恒真理：“离每个人最远的人就是他自己”。——我们对于自身而言并不是“认识者”……
2. 我对于我们道德偏见的起源的思考
我对于我们道德偏见的起源的思考——这篇战斗檄文所探讨也正是这个问题——最初曾简要地、暂时性地表述在一本格言集中，即《人性的、太人性的——一本献给自由精神的书》。该书最初撰写于意大利的索伦特（Sorrent），时值冬季，冬天让我停住脚步，就像一个漫游者那样驻足，俯瞰我的精神业已穿越的那个广阔而又危险的国度。那是1876至1877年的冬天，而这些思考本身还要更早。现在的这本论著基本上重新吸收了同样的思想——我们希望，两本论著之间漫长的间隔能让这些思想更成熟、更明晰、更坚定、更完善。我迄今仍在坚持的这些思想，在此期间已经更加相互依赖、相互交织、相互融合，这也增加了我内心的乐观信念。我的这些思想从一开始就不是个别、随意、偶然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个共同的根源，来自一个认识的基本意志（Grundwillen der Erkenntniss），这一基本意志在深处发号施令，表达越来越明确，要求也越来越明确。因为仅此一点就已经与一位哲人的身份相吻合了。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孤立地存在的权利，我们既不能孤立地犯错误，也不能孤立地说中真理。准确地说，正如一棵树必然结出果实一样，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肯定与否定、我们的假设与疑惑也是因为这种必然性而产生。它们休戚相关，彼此联系，又都是同一个意志、同一份健康、同一片地产，同一颗太阳的证明。——我们结出的这些果实是否合乎你们的胃口？——但是这又和那些树有什么相干！这又和我们哲人有什么关系！
3. 什么才是我们的善与恶的起源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是在我心中总有一个自在的疑虑——它牵涉到道德，牵涉到迄今所有土地上一切被当作道德来颂扬的东西——这个疑虑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得如此之早，如此之自发，如此之不可遏止，如此之有悖于我的环境、年龄、榜样、出身，以至于我几乎有权把它称为我的A priori——也正因为这一疑虑，我的好奇与质疑都不得不渐渐停留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善与恶的起源。事实上，在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时，关于恶的起源问题就已经在困扰我了：在那个“心里半是儿嬉，半是上帝”的年纪，我把我的第一篇文字游戏和第一篇哲学习作献给了这个问题——至于我那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我很合理地将荣耀给了上帝，将他作为恶之父。这难道就是我的“A priori”想要我做的事情？那个新生的、不道德的（unmoralisch），至少是非道德的（immoralistisch）“A priori”！还有那根源于它的无比清晰的“范畴律令”（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这“范畴律令”是那么地反康德、那么地神秘，而在此期间，我却一再倾听于它，并且不仅仅是倾听……幸运的是，我逐渐学会了将神学偏见与道德偏见加以区分，而不是在世界的背后寻找恶的起源。
一点史学和哲学上的训练，包括天生对于心理学问题的挑剔意识，这些很快就把我的问题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类是在什么条件下为自身发明了善与恶的价值判断？而这些价值判断本身又有什么价值？迄今为止，它们是阻碍还是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它们是否乃是生活困顿、贫乏与蜕化的标志？还是恰恰相反，在它们身上反映出的乃是生活的充盈、强力与意志，抑或是生活的勇气、信心和未来？——对于这些问题，我已经找到并且勇于找到某些答案，我对各个时代、民族和个人的等级进行了区分，对我的问题分门别类，从答案中又推引出新的问题、新的研究、新的猜测与新的可能性：直到我终于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国度，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一个完整的、沉默的、却又不断成长的、生机勃勃的世界，就像是无人能够预知的神秘花园……啊，我们这些人是多么幸福，假如我们懂得长时间沉默的话！……
4. 最初激发我公布关于道德起源假设的
最初激发我公布自己关于道德之起源的假设的，是一本清楚、洁净、聪明而且极具天才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我第一次明确地遭遇到一种逆向且反常的处理各种谱系假说的方式，真正的英国方式，它吸引着我——那吸引力里面包含了一切相对及相反的因素。这本小册子的题目是《道德感觉的起源》，作者是保罗·雷伊博士，1877年出版。我或许从未读到过这样一本书，里面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结论，我都无法苟同，也包括这整本书：但是我读书时的心情却毫无烦恼与急躁。在之前提到的那本我当时正在撰写的集子里面，我偶然，但也并非偶然地引用了这个小册子里面的句子，并非是为了反驳它——我能用反驳来创建什么呢！——而是出于一种积极的精神，用可能性来代替非可能性，也可能是用一种错误来代替另一种错误。
正如前文所述，当时是我第一次将关于道德起源的假设公之于众，书里面那些文章都是探讨这些假设的。那时的我笨拙得就好像在最后还要对自己掩饰某些东西一样，我还无法自如地表达自己，也没有为这些特定的东西找到一种特定的语言，我还会摇摆不定，甚至重复以前的错误。
在细节方面，读者可以比较我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第51页关于善与恶的双重来源的阐述（即分别来源于贵族阶层与奴隶阶层的善与恶）；第119页及随后几页中关于禁欲主义道德的价值与起源；第78页，第82页，第二卷第35页上关于“习俗的道德性”（Sittlichkeit der Sitte），那是更为古老且原始的道德形式，它与利他主义的价值评判方式有着天壤之别（而雷伊博士以及所有英国道德谱系学家都把后者视作基本的道德评价方式）；该书第74页，《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第29页，《朝霞》第99页中关于正义的起源乃是由于各个平等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力量均衡乃是一切契约、因此也是一切权利的前提）；《漫游者和他的影子》第25和34页关于刑罚的起源，即恐怖对于刑罚而言既非本质性也非本原性的目的（正如雷伊博士所言，恐怖的目的只在特定的情况下才用于刑罚，但始终是次要的和附加的）。
5. 道德的价值
其实，无论是来自于我本人还是其他人的关于道德起源的假说（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关于道德起源的假设只是达到某一目的的诸多手段之一），对于那时的我而言，都远远没有另外一些事情来得重要。对我来说，道德的价值才是我真正关心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几乎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同我那伟大的老师叔本华论战，那本书，以及那本书的热情与暗中的异议，都如同当面向叔本华求教一样（——因为那本书也是一篇“论战檄文”）。那本书特别探讨了“无私”的价值和同情本能、自我否定本能与自我牺牲本能的价值，恰恰是叔本华美化了、神化了这些东西，并使之超验化，直到最终他把它们视为“价值自体”（Werthe an sich），并且在此基础上否定生活和自我。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恰恰是针对这些本能产生了越来越根本性的质疑，一种越来越深刻的怀疑！
在这里，我看到了人类的巨大危险，它带给人类最崇高的引诱与诱惑——人类将被引向何处呢？走向虚无？——正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末日的来临，看到了停滞，看到了回顾往事的倦怠，看到了反对生命的意志，看到了关于临终疾病的征兆，它温柔而又忧伤：这种同情式的道德传播得越来越广，甚至连哲人们也被波及，并因此染病。
我们欧洲文化业已变得非常可怕，而据我理解，这种道德就是它最为可怕的症状，是我们文化走向新佛教的弯路？这弯路将通向欧洲人佛教？通向——虚无主义？……现代哲人偏爱同情并对其评价过高乃是一件新鲜事，以往的哲人们都一致同意，同情毫无价值。我只举柏拉图、斯宾诺莎、拉罗什福科与康德四人为例，四人的思想可谓截然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藐视同情。
6. 我们必须批判道德的价值
同情及同情式道德（Mitleid und Mitleids-Moral）的价值问题（——我是这一可耻的现代情感脆弱化倾向的反对者——），乍看之下只是个孤立的问题，是一个自在的问号；但是，如果有谁在这一问题上坚持下去，并且学会提出问题，那么他就会得到与我相同的经验：——一个广阔的新远景会呈现在他眼前，一种新的可能性会将他紧紧抓住，让他头晕目眩，各种各样的猜疑、质疑、恐惧向他袭来，对道德、对于一切道德的信仰就会开始动摇——最终他就会毫不掩饰地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现在让我们大声把它说出来，这个新要求：我们必须批判道德的价值，必须首先对这些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提出疑问——此外，还必须对这些价值得以产生、发展及其重心得以发生偏移（道德被视作结果、症状、面具、伪善、疾病、误解；但道德也会被视作原因、解药、兴奋剂、阻碍和毒药）的条件与情况加以认识。
到目前为止，这样的一种认识既不存在，甚至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渴求。人们把这些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看作是现成的、事实存在的和超越一切质疑的；人们迄今为止丝毫没有怀疑过和动摇过“善”比“恶”价值更高的观念，而所谓“价值更高”完全是从对于人类（包括人类未来）有促进、助益与效用的意义上来说的。但是假如真相恰恰与此相反，情况会怎样呢？假如在“善”中也包含着衰落的征兆，包含着某种危险、诱惑和毒药，还包含着以牺牲未来为代价换取现在满足的麻醉剂的话，情况会怎样呢？也许会变得更舒适，更安全，但也更卑微、更低级？……假如人类永远无法企及那原本可以达到的强大与卓越的顶点的话，那么，是否恰恰就是因为道德的罪过呢？那么，是否恰恰说明道德才是危险中的危险呢？……
7. 轻松愉快地对待这些道德问题
自从这一远景呈现在我眼前之后，就足以使我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去寻找博学的、勇敢的和勤奋的同志（我今天仍在寻找）。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用全新的问题和崭新的眼光去探索那广阔的、遥远的并且如此隐蔽的道德王国——那是真正存在过的，真正生活过的道德——这难道不就是几乎意味着发现这个王国吗？……如果在这个方面，我除了其他人之外，还想到了之前提到过的雷伊博士，那是因为我丝毫没有怀疑过，为了找到答案，他的问题从本质上就会迫使他采用一种更为正确的方法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否骗了自己？不管怎样，我那时的愿望就是，为这样一位敏锐且公正的观察者指出一个更好的方向，一个可以真正书写道德历史的方向，并且及时地警告他当心那种英国式的、毫无方向可言的蓝色假说。显而易见，对于道德谱系学家而言，那种颜色必然要比蓝色重要百倍：那就是灰色，也就是说，那些有证据记载的、可以真实确定的、真实存在过的东西，简言之，那是有关人类整个漫长道德历史的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雷伊博士对此一无所知，但他读过达尔文的书：——所以在他的假设当中，达尔文式的野兽与最时髦的、谦逊得“已经不会撕咬”的“被道德娇惯者”（Moral-Zärtling），用一种至少颇具趣味性的方式彬彬有礼地握手言欢。后者的脸上显现出某种善良的和敏感的麻木与冷漠，其中还夹杂着一丝悲观与倦怠：好像根本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所有这些东西——这些道德问题。
而与之相反，在我看来，似乎根本不存在比这些道德问题更值得认真对待的事情了；也许有朝一日人们获得许可，可以轻松愉快地对待这些道德问题，那时的人们将会获得何等的报偿呀。轻松愉快本身——或者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快乐的科学——就是一种报偿：它是对一种长期的、勇敢的、勤奋的、隐秘的严肃工作的报偿，当然并非每个人都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如果有一天，我们由衷地说：“继续前进！我们的旧道德将会进入喜剧之列！”，这就说明，那时的我们已经为这部关于“灵魂的命运”的酒神戏剧找到了新的复杂情节与可能性——：而酒神也一定会利用这些情节与可能性，关于这一点，人们完全可以打赌。酒神，他是描写我们存在的伟大的、古老的、永恒的喜剧诗人！……
8. 反刍
如果有人读不懂本文，而且觉得这些言论听起来很刺耳，那么在我看来，这不一定要归咎于我。这篇文章已经足够清楚，当然有一个前提，我所设定的前提是，人们首先读过我以前的论著，并且在阅读时肯下功夫：事实上，那些论著并不易懂。例如我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果有人读了这本书，却未曾被里面的每一句话所深深伤害，同时也未曾为之深深着迷，那么这样的人我绝不会承认他读懂了。只有上述情况真的发生了，那样的读者才有特权分享那本书得以产生的那欢乐祥和的居所，并且怀着敬畏的心情分享它的光明、辽远、博大与精确。
此外，格言的形式也会造成困难：原因是人们如今不够重视这种形式。一个经过精心打造与淬炼的格言，不可能仅凭简单诵读而被“解密”；它还需要某种解释的艺术才能开始被解读。我在本书第三章提供了一个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之称为“解读”的范例：——那一章以一个格言开头，而整章的内容都是对这段格言的诠释。当然，为了能够以类似的方式把阅读作为艺术来加以练习，首先还必须做一件事，这件事恰恰在如今已经被人们所荒疏——所以“读懂”我的书还需要时间——那就是人们绝不能像“现代人”那样，而是必须像奶牛一样：学会反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