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诗》中探讨过共和制，所以他说他将只探讨君主制，而拿破仑是这样批注的：
不管他们怎么说，只有这种制度（君主制）才是好的；然而，我必须附和他们，直到新的秩序建立。（将军时期）
马基雅维利：
在人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君主血脉世系统治的世袭国家里比在新的国家里维持国家，困难要小得多（拿破仑：我将尽我所能成为欧洲其他统治者得宗主，以弥补这种劣势。-将军时期）
因为君主只要不背离其先人定下得秩序，然后在遇到意外事件时能够随机应变，就足够了。这样，一位君主只要付出寻常的努力，就总是能够维持他在国家中的地位，除非遇到某种超乎寻常、格外强大得势力，它才可能被篡夺；即便如此，一旦篡夺者发生祸患，他还能收复之。
马基雅维利承认后世君主的平庸，认为君主血脉世系统治可以弥补这种平庸。
拿破仑（皇帝时期）：
这一点让我们拭目以待。对我有利的地方是，我并未夺取君权，我的权力是从第三者——那些把局面搞得一塌糊涂得共和主义者——手中得来的。篡夺者得可憎名号不会落到我头上。那些被我收买的喉舌已经说服大家：”他只是推翻了无政府状态“。我对法国王位的权利在勒芒的小说中就可以确立。但对意大利的王位，我就需要蒙加的论说文了，这套办法适合于辩手一般的意大利人，但对于法国人，一本小说就足够了。普通民众不识字，那就让主教们和教士们给他们讲道，况且我的教理是得到教皇特使批准的。在这一魔力面前，他们根本不会抵抗。教皇已经为我的帝国加冕，那它就是无可指摘的。所以，我比波旁王室的任何人都要名正言顺。
拿破仑对宗教的利用让我想起了马克思对宗教的一段阐述：
宗教是被压迫灵魂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基雅维利：
因为自然的（世袭的）君主侵害人民的理由和必然性都较少，所以他理当更受爱戴。只要没有超乎寻常的恶行使他为人所憎恨，那么合乎情理的是，他将自然而然地获得民众的好感。
这让我想起中国历朝历代天下大乱时，总会有人打起前朝的旗帜。这也让我想起马克思所说的”召唤亡灵的行动“：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的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由此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革命观并不极端。革命也不应该极端。
马基雅维利：
革新的记忆和理由，由于统治的古老和持续而消除；因为每次变革总是为下一次变革留下凹槽。
这是非常有智慧的观察，且言简意赅。
拿破仑在厄尔巴岛时期这样批注：
人们为我留下了多少凹槽啊！所有属于我的仍然在那里；除非它们一个都不剩了，我所有的希望才会落空。我的雄鹰，我的N，我的头像，我的雕塑，也许还有我加冕时的帝国马车，我将在凹槽里把这些悉数找回来。这一切一直维系着人民对我的支持，并一直召唤着我。
马克思的”亡灵“，马基雅维利的”凹槽“和拿破仑对回归的自信，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